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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支付报酬的规定,即使用者在使用后一个月内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后者应当将使用费及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并建立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免费查询作品使用情况和使用费支付情况。使用费标准则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有音乐人表示,这意味着权利人徒有50年合法保护期,却丧失了许可权和定价权,音乐行业也从此回到了“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知名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对记者表示,著作权保护应该尊重权利人的权益,而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行收费并转付的方式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目前的一些集体管理组织“官气很浓,分配体制不透明”。“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行管理著作权应该遵循自愿原则。”北京海蝶音乐副总裁刘鑫对记者说,现有的一些集体管理组织运作缺乏透明度,“钱怎么收的,收了多少,怎么分配等,不透明”。他举例说,比如一些音乐人将公播权交给相关组织后,好一点的一年只能收四五千元,一般的甚至只能收到几百元。据他透露,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主题曲——《一念执着》词曲作者严艺丹,就仅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到了300多元。争议“避风港原则”刘鑫表示,著作权包括三项人身权和十几项财产权,属于私权利,新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相关规定没有对这一私权利进行很好保护,相反给人强化了公权力的感觉,不利于建立公平的收费模式,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他认为,新的修改草案第69条也值得商榷。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相关的信息审查义务。” 发现侵权行为后,被侵权人可以书面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不拥有相关权利,就不应该使用。”刘鑫认为,这样的法律规定是不合理的,很可能会造成网络服务提供商对“避风港原则”的滥用,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网络服务商由弱变强,有的已经成为了国际知名企业,但不少网络服务提供商还在滥用避风港,对盗版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游云庭认为,修改草案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方面的规定并没有突破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只不过是把散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以及其他司法解释的内容整合起来,并从原来的法规、司法解释等形式升级为法律条文,并加以清晰化。赵俊杰律师则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此条中的“单纯网络技术服务”、“不承担信息审查义务”等新颖表述或易引起纷争。他建议增加限定条件,比如:不包括参与侵权行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指ISP(网络服务提供商),而不包括ICP(网络内容提供商);出现纠纷后,ISP须协助权利人或者执法、司法机关提供涉嫌直接侵权人的必要信息等。刘鑫表示,现在音乐公司面对无论是收入还是实力都远超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其维权成本相当高,业界本期望通过《著作权法》的修改,能改变这一现状,但目前看来这一期望可能又要落空了。数字音乐尴尬《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于信息网络传播的相关规定,很容易让人想起此前音乐公司与百度之间的连番诉讼。刘鑫表示,由于音乐公司很难举证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后台数据,获取真实的下载量,一旦发生侵权诉讼,将面临判赔标准低、诉讼成本高的问题,比如参照国际上通用的或是移动运营商现有的一次下载1-2元的标准,原本是几千万次的试听下载量,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数据往往是几百次几千次,那么一场诉讼下来即使胜诉,音乐公司可能只能获得几百或是几千元的赔偿,与实际侵权的金额相差甚远。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唱片业界传统的通过发行有形唱片的商业模式几近消亡。但刘鑫表示,在目前的版权环境下,纯音乐版权公司很难生存下去。据刘鑫介绍,目前国内音乐公司的收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与艺人分成的经纪收入;来自电信运营商的无线版权收入;来自在线互联网的版权收入,三者之间的比例约为30%、40%、30%(当然由于各公司经营模式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其中,无线版权收入主要是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的彩铃收入分成。刘鑫透露,这部分收入的总体市场规模约为300亿元,看似很大,但音乐公司最终拿到手的只有约2%,“彩铃功能费归运营商,只是下载内容费进行五五分成,由于运营商会通过包月、会员等方式打折,真正到音乐公司手上,每次下载只有一两毛甚至几分钱”。至于来自百度、腾讯等在线互联网公司的版权收入,情况尽管比此前几年完全收不到钱的情况相比有了一定改善,但刘鑫认为,互联网公司给的“少得可怜”,而且分配数据不透明,试听和下载的定价极为不合理,完全不足以弥补歌曲的制作费、企划费、宣传推广费等成本。这还是针对一些规模稍大的音乐公司而言,至于那些中小型的音乐公司,由于要仰仗互联网企业的推广平台,能收到的版权费就更加少。刘鑫认为,对所有音乐公司来说经纪收入和版权收入都是支柱,如果只有经纪收入一条腿走路,对音乐公司来讲风险和挑战都是巨大的。“目前国内的音乐公司很难完全靠音乐生存,要么做全产业链,要么背靠电视台,一些歌手基本上不指望版权收入,只能成立工作室寻求演出收入。”刘鑫说。同时,由于互联网企业可以低成本、零成本获得歌曲版权,他们也就没有了在数字音乐上寻求更多商业模式的动力,这样能分给音乐公司的钱就越少,形成恶性循环。刘鑫说,音乐公司和互联网渠道不是敌人,应该携手把产业做大,推动行业的发展,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状态的前提之一就是很好地进行著作权保护,但目前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与音乐人的预期有很大的距离。据他透露,一些音乐行业自己的组织将在近期召开研讨会议,通过相关行业组织表达意见。根据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的信息,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途径提出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建议和意见,截至时间为2012年4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资料图:台军士兵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受“台军组织六法”及台湾“中科院设置条例”未能按计划于台湾地区第7届“立委”任期内通过影响,台军方4日说,高司组织调整无法于2012年实施,“精粹案”目标年度规划由2014年展延至2015年。据报道,台立法机构涉外及防务事务会议5日将邀台军方负责人高华柱报告“精粹案”计划内容与执行进度。报告内容指,台军“精粹案”自2008年开始规划,预定2011年至2014年实施;其中高司组织包括“军方总部、参谋本部、政战局、军备局、军医局及主计局组织法”草案(简称“台军组织六法”)及“中科院设置条例”草案。台军方表示,行政机构于2011年1月将“台军组织六法”及“中科院设置条例”草案,送立法机构第7届委员审议,因尚存疑义,未完成立法。行政机构已于2012年2月16日重新函送立法机构第8届委员审议。台军方说,因高司组织调整无法于2012年实施,为减缓员额精简压力,其目标年度规划由2014年展延至2015年完成。“精粹案”不涉及“组织法”的兵力结构与员额调整,于2011至2014年渐次执行;涉及“组织法”修正的单位,将配合行政机构组改期程及立法通过时程实施。台军方说,“精粹案”总员额预计由27.5万余人,调降至21.5万人,达成防卫作战最低兵力需求;台军将官员额亦将由现行393人,调降为292人。台军方指出,组织调整将现行陆、海、空、联、后、“宪”等6个司令部,整并为陆、海、空军3个司令部;后备、“宪兵”司令部改编为指挥部,并隶属参谋本部。台军方表示,参谋本部编成防空导弹指挥部。另外,联勤司令部整并为陆军后勤指挥部,负责三军通用后勤作业。报告指出,草案未能通过冲击整体执行进程,包括高司组织无法调整,不利后备及“宪兵”部队发展;“中科院”无法转型行政法人,影响防务自主;防务事务推动受阻;无法引进政风单位;影响疏处人员权益。
中新网4月6日电 据央行官网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日前公布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体系较好地遵守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保险核心原则与方法》、《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和《证券结算系统建议》等金融领域国际标准与准则。该报告是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成果之一,主要对中国执行金融领域国际标准与准则情况进行评估。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监管体系在监管能力、法规体系、信息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方面进展明显,监管有效性明显提升。随着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完成,中国金融体系整体财务实力大幅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整体稳健性显著增强。支付和证券结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快捷、高效、安全、可靠的服务。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以改革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稳定。2003年以来,先后推进和完成了对主要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金融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型金融机构的财务指标持续改善、公司治理不断规范、风险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在此过程中,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实施相关国际标准的程度也得到不断提升。在“新兴”加“转轨”的双重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体系稳健性显著增强,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通过严格实施国际标准与准则,监管有效性大幅提高。在银行业方面,建立了高质量的审慎监管法规体系,监管能力不断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在资本市场方面,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指期货交易、建立第三方存管制度以及对证券公司基于风险的净资本要求等,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增强了中介机构的财务稳健性;在保险业方面,建立了较完备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执行、分类监管、监管合作、信息共享、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与此同时,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全面完成,向银行体系、个人、公司企业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快捷、高效、安全、可靠的结算服务;过去二十年,中国证券和期货市场稳步增长,证券结算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支付和证券结算系统较好地遵守了相关国际标准与准则。 受制于分析框架和资源的局限等原因,评估报告中也存在个别未能充分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评估报告提出的许多建议对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愿在此基础上加深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和交流,积极借鉴报告中有益的建议,认真查找不足,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完善金融稳定和危机管理框架,强化金融业监管有效性,进一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网北京4月6日电 (记者 赵超)记者从6日举行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12年“集善”助残行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目前我国有60岁以上老年人1.44亿,约7000万老年人需要康复服务。 据了解,“集善”助残行动将在5年内由三星集团捐赠5000万元用于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白内障复明、脑瘫儿童康复、聋儿语言训练等公益项目。由这一行动资助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中心新建工程在启动仪式上宣布完成,并正式接待患者。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中心主要从事残疾人及老年人辅助器具研制工作,已累计开发各类残疾人康复辅助器具140余种,装配各类假肢、矫形器12万余件,众多肢体残疾患者在这里恢复了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回归家庭和社会。 假肢矫形中心负责人表示,除了大量需要进行康复的老年人,中国目前还有康复需求的肢体残疾人2412万,新建的中心将满足更多康复患者的就医需求,让更多老年人和肢体残疾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服务。 (赵超)
新华网北京4月6日电 (记者 赵超)记者从6日举行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12年“集善”助残行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目前我国有60岁以上老年人1.44亿,约7000万老年人需要康复服务。 据了解,“集善”助残行动将在5年内由三星集团捐赠5000万元用于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白内障复明、脑瘫儿童康复、聋儿语言训练等公益项目。由这一行动资助的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中心新建工程在启动仪式上宣布完成,并正式接待患者。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中心主要从事残疾人及老年人辅助器具研制工作,已累计开发各类残疾人康复辅助器具140余种,装配各类假肢、矫形器12万余件,众多肢体残疾患者在这里恢复了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回归家庭和社会。 假肢矫形中心负责人表示,除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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